为什么民办研讨型大学都散布在福建和浙江而不是广东和江苏？

  首要，它是“民办非营利性大学”，像一个超大型慈善机构。曹德旺出钱，王树国出力，但两人都不求任何经济报答。

  福耀科技大学的本科生的膏火只需6000元/年，只要传统民办高校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。

  其次，福耀科技大学的办学定位十分高，2035年前建成国际一流的研讨型大学，对标美国斯坦福大学。

  这是一所典型的“西式”校园，71.2%的教师具有境外教育或科研布景，大部分课程选用全英语教学。榜首批招生只要100人，教师有300人，三个教师带一个学生。

  福耀科技大学尽管很特别，但还不算独一份。它在浙江还有三个“兄弟”，马化腾等人赞助的西湖大学、钟睒睒赞助的钱塘大学、虞仁荣赞助的宁波东方理工大学。

  其他不说，光是办公楼、宿舍楼、教学楼和实验楼的建造开支就不得了。要盖一座国际一流的大型实验室，至少要花几亿元。随意盖个几座，十几亿元就没了。

  楼盖好了，后边招聘教师也花大价钱，要把外国名教授挖过来，是十分不容易的。人来了还不行，校园还得给他配高端设备和研讨项目……从国内双一流大学的状况去看，要保持正常运营，每年最少要十亿元。

  算下来，一所研讨型大学的起步资金，至少需求100亿元。福耀科技大学现在账上有100亿元，西湖大学建立时集齐了200亿元，虞仁荣许诺给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捐献300亿元，钟睒睒许诺给钱塘大学出资400亿元。

  在我国，能够独立承当这么大笔开支的人，不超越500。这些人都会集散布在东部滨海省份，东北、中部和西部省份很少见。

  所以，榜首批民办研讨型大学大概率呈现在东部省份，可能性最高的是广东、福建、浙江和江苏。

  浙、粤、苏、闽，是当代我国的四大商帮。《2021胡润百富榜》中，浙商335人上榜，位列全国总人数榜首，傍边温商最多；粤商位列第二，其中广府商人最多；苏商和闽商位列第三和第四，上榜人数均超越100人。

  而北方榜首大省山东，尽管GDP总量高居全国第三，但民营经济相对弱一些，大富豪数量并不多。

  笔者在这四省都生活过，发现广东人对待子女教育很“佛系”，成果好坏但凭自觉，家长下班之后都去搞夜生活了（广东的夜生活比闽浙苏三省丰盛得多），没时间教导孩子学习。

  历史上，岭南区域离华夏王朝最远，“天高皇帝远”，教育文明开展相对较慢，科举成果相对较差。

  据不完全统计，广东古代只产生了一千多名进士，位居全国第九。而浙江、江苏和福建三省的进士数量都超越了6000人，包办前三。

  江苏和浙江抢先，我们都很认可，但福建有这么多进士，就出乎了许多人的预料。

  其实，福建早在唐宋时期就接收了许多的北方士族，跃升为“海边邹鲁、文献之邦”。我们别忘了，北宋最牛词人柳永和南宋儒学首领朱熹，都是福建人。（注：柳永崇安人，今福建省武夷山市人；朱熹本籍为徽州府婺源县，今江西省婺源县，出生于南剑州尤溪，今福建省尤溪县人）。

  福建省会福州，更是人文荟萃、学霸聚集之所。福州府在历代科举产生了4100名进士，全国榜首，超越了江南诸府。

  福州古城区的“三坊七巷”，占地面积仅有0.4平方公里，却走出过10位尚书，10位总督，151位进士（这中心还包含民族英雄林则徐）。

  福建人程门立雪的传统，一向保留了下来，民国时还呈现了“毁家兴学”的业绩。

  闻名侨商陈嘉庚，把一生积储都来办校园，以一人之力托举了厦门大学、华侨大学和集美大学的光辉。

  陈嘉庚先生“教育为立国之本，兴学乃国民本分”的信仰深深地影响着胸襟桑梓、乐善好施的曹德旺。

  从上世纪90年代开端，曹德旺继续向各类校园捐款。2亿元赞助厦门大学商学院，2.7亿元捐建福清高山中学，4亿元建造福州市图书馆，1亿元支撑福建师范大学研讨根底教育……

  后来，他更是决议从零开端兴办一所新式研讨型大学，做一件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大事。

  福建近邻的浙江，也孕育了许多酷爱教育事业的企业家，如包玉刚、虞仁荣、钟睒睒、马云、宗庆后。

  宁波大学，便是包玉刚一手筹办起来的。1984年他捐出2000万美元用作校园的启动资金，还请邓公为校园落款，请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站台，延揽国际各国的英才来宁波。

  在包玉刚精力的鼓动下，宁波籍巨贾、韦尔股份创始人虞仁荣也走上了兴办大学之路，2022年宣告要出资300亿元兴修一所高标准的理工类研讨型大学，暂定称号“宁波东方理工大学”。

  在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的开工典礼上，虞仁荣厚意表白：“在我结业今后的经商生计里，在家园办一所好校园是我心底不时翻滚的愿望。我的小学是在庄市读的，整个中学年代是在镇海中学度过的，两所校园离这儿都很近。作为土生土长的宁波人，我一向巴望能为我的家园做些事，以我的绵薄之力报答生我养我的这片热土。”

  比虞仁荣相同，农民山泉创始人、首富钟睒睒也是一名爱读书的“儒商”。他身世于书香门第，是改革开放后榜首批大学生，结业后在《浙江日报》当了五年记者，下海经商后仍然坚持阅览和写作，发迹后也屡次捐献助学。

  本年1月，在农民山泉母公司养生堂年会上，钟睒睒庄严宣告，将在杭州兴办一所新式大学（暂名：钱塘大学），许诺未来十年要捐献400亿元人民币。

  说实话，作为民营经济榜首省和文教大省，浙江搞出3所民办研讨型大学，并不稀罕。

  真实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，同为民营经济大省的广东和江苏，为什么还没有民办研讨型大学？

  全国总共有116所“211”大学，江苏就占了11所，仅次于北京，位居全国第二。

  这里有“前十名校”南京大学、“工科四小龙”东南大学、“最强211”苏州大学、“国防名校”南京航空航天大学、“电信重镇”南京理工大学、“名师摇篮”南京师范大学、“纺织榜首校”江南大学、“水利名校”河海大学……

  除了大学外，江苏仍是中心指定的根底科研基地，具有数不清的科研院所，我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八研讨所、我国航天科工集团八五一一研讨所、国网电力科学研讨院……

  能够看出，江苏现在最缺的不是大学或科研机构，而是能有用转化科研成果的科技公司。浙江和福建的状况，是反过来的，科技产业蒸蒸日上，大学数量严重不足。

  公办名校里，浙江只要一所“211”大学，福建略微好一点，有两所。科研院所方面，浙江和福建也少得不幸，不太受中心部委和中心企业待见。

  这是有历史渊源的，南京一向是长江以南的文明中心，民国时期教育文明资源就十分丰盛了。新我国建立后，也把优质的科教资源放在南京，浙江、福建等省就被萧瑟了。

  诉苦是没用的，靠天不如靠己，爱拼才会赢，所以闽浙区域兴起了企业家办，搞出了四大民办新式研讨型大学。

  几十年来，闽浙人靠着敢打敢拼和团结奋进的精力，把“八山一水一分田”的穷乡僻壤改造成了“村村有工厂、家家住洋楼”的富庶之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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